相比白手开创商业奇迹，启蒙中国品牌发展而言，更为人所知、更令人敬仰的，是他对国家至死不渝的赤诚和贡献。
在国家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评选出的100名“改革先锋”中，香港地区一共有两人入选，一位是，另一位就是。
1934年2月2日生于广东梅县区扶大所里村的，是被苦水泡大的。他4岁时父亲去世，从此开始了“每天稀饭都吃不到”“有难关，自己过”的生活。
幸运的是，母亲有难得的远见。她咬紧牙关，磕着响头把和哥哥送进了全村唯一的小学，避免了他们成为文盲的命运。
但念完小学，母亲就实在无法供孩子们上学了。16岁的哥哥去了泰国，11岁的则放牛砍柴，翻地种田。
哥哥走后，很多人瞧不起他们孤儿寡母，常常欺负他们。他就在心里发狠：“你瞧不起我，我要争气，改变这种贫穷的命运。”
“一个搞土改的同志看我在劳动后喜欢看书，亲自把我送到学校，对老师说，这一个孩子很苦，家里情况也不好，要多关照。”
靠着国家给的每月3块钱的助学金，从梅县重点中学——东山中学开始，一直读到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。
在东山中学，含着泪学会了《没有就没有新中国》，也在同学们的嘲讽中咬着牙“夸下一个海口”：
“那个时候学校给我被帐，给我吃给我住，一切免费，还给我三块钱助学金。我十几岁还没有用过钱，是个没见过钱的农民孩子。那个三块钱对我心灵的震撼多大啊！”
“从17岁到27岁，国家养了我10年。没有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也就没有我，是祖国抚育我成长的。”
就在他努力工作、立志报效国家时，人生轨迹却被改变：去泰国多年的哥哥，因与叔父就父亲当年在泰国的遗产发生了争执，要他前往助阵。
“国家在那么贫困的环境，把你培养出来多么不容易！啊，你就这样离开祖国，你对得起国家对你的培养吗？”
当时，中泰尚未建交，要先拿到香港地区身份证、做好护照后才可去泰国。在香港地区人地生疏，操着客家乡音，连问路都困难的他，为了安身立命，借住到一个姑姑家。
一时找不到工作，又不能白吃白住人家的，他就帮忙带孩子，做保姆。“一个大学生，做男保姆，夜深人静，心里不是滋味。”
想去泰国看儿子的母亲到了香港，没有别的住处，只能和一起挤在几平米大、头都抬不起来的走廊斜坡里。
这样的日子过了9个月后，满怀期待与喜悦到了泰国，迎接他的却依然是伤悲。为了钱，哥哥和叔父争得互不相认，受教育的他，以自己放弃一切财产继承权的牺牲，调停了斗争。
解决完争财产的问题，国内形势已然发生巨变。想要回国的获悉，暂时回不去了。他只能往返于中国香港和泰国之间，做一些小买卖，并将妻子黄丽群也从家乡接来，借住于已在泰国小有成就的哥哥家里，帮其经营生产领带的小厂。
寄人篱下，低人一等。夫妇每天勤勤恳恳，起早贪黑地帮助哥嫂干活儿，说话都不敢大声，吃饭都不敢多夹几筷子菜。即便如此，时间长了，哥哥嫂嫂依旧很嫌弃他们，“每天都给我们脸色，让我们走，快点走，即刻走。”
被嫂嫂驱逐的那晚，和妻子一夜没睡，两人既无奈也想不通：为什么这么努力，这么小心翼翼地做人，这人生还是越走越窄。
第二天，到贫民区找到一处房子，生活基本安顿好后，他厚着脸皮向哥哥请求，希望自己还能继续在厂里工作。
痛心不已，不得不卖掉所有财产——一只普通手表和一部普通相机，找客家乡亲借了一台缝纫机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：做领带到唐人街卖。
那期间，对这个不爱钱的侄儿很有好感的叔父曾桃发，曾多次表达要帮助他的意思，但依然像当年那样：虽然贫穷，但始终活得骄傲。
实在没办法，叔父将自己本来要做西装的布料给他，让他帮忙加工成领带，付给他10倍于正常的加工费，变着法地帮他。
他原计划找好房子后再与家人团聚，但房子还没着落，已不想在泰国多留一日的母亲和妻儿也跟随到了香港地区。
走投无路之际，叔父辗转汇来一万港元。靠着这笔钱，春节还没过，就已找到一个60平米，既可居住、又可做工的房子，办起了一个名为“金狮领带”的小作坊。
房租花了1000多，感谢姑姑当年的收留花了2000，购置生活和开工必需品花费近1000，“这6000元可以花多久呢？一天生活费50元，一个月就1500元，也就4个月吧。”
但即便马不停蹄，每天也都是在担心吃不起饭的危机中度过。卖一打领带只能赚10元，他和妻子必须每天做出并卖掉五打，才能养活得了家。
“推销的时候，老给别人赶出来，一进门，就让我走。但我下了一个决心，卖不到五打就不回家，我要学怎么做生意，我和我的家人要吃饭。”
那期间，的汗水洒遍香港地区每个角落。为了打开销路，马路边的地摊小贩，他都一个一个地求，大大方方地请他们吃饭，托他们帮忙代销。
而另一边，已是六口之家的家庭，每天的菜钱只有1港元。轮到他买菜，还要更节省：
“如果有了点钱都用掉了，资金很难积累。所以我就节省，省吃俭用，积累资金。”
即便自己这样拮据，有了些积蓄之后，他还是第一时间还了叔父的钱，而且是加倍偿还。
他找到一个人少的地方坐下，不断问自己：为什么总会挨骂？是自己做错了？还是有钱人都这么不好？怎么样才可以不这样？
“等店里没人时，叫了咖啡两个手送上，‘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昨天十分对不起，惹你生气了，我今天是特意来跟你赔礼道歉的’。”
老板感觉有些不可思议，他说：“奇怪，一般人给我骂了永远都不可能回头，我昨天那么严厉地骂了你，你还专程来道歉。”
一翻诚意交谈后，老板告诉，“你做生意，我也做生意，你来了影响我招待客人，所以就骂你、赶你。”
再后来，一想到骂过、赶过自己的人，都能成为主动跟自己要货的客户，就充满了信心，路也越走越宽。
当时，法国、意大利等外国名牌领带霸占着香港地区主流市场，几百家本地服饰服装厂生产的领带却只能在街边店铺售卖。
给自己的领带取名为“金狮”的，觉得这里面有机会：生产高质、高价、高档的领带，把香港的领带市场从洋人手里夺过来。
第一步是到大百货公司买回最流行、最高档的四款国外名牌领带，将其拆到不能拆，对其内外用料、剪裁、缝合、图案、颜色、商标进行深入的解剖式研究。
第二步是把这些拆得七零八落的外国领带，按照原有的缝合方式恢复原状。一遍又一遍地剪裁、一遍又一遍地缝合，直到掌握这些技术。
苦战几十个昼夜后，做出了四打以德国高档领带布料生产的高档领带。他拿出4条，跑到一家熟识的百货公司经理面前：
“这8条领带，4条是我向德国订购原料自己做的，4条是在你这里买的外国名牌。现在请你不要看商标，分辨一下，哪些是我做的，哪些是买来的。”
经理比较了大半天也分辨不出来，趁热打铁，把四打领带送进此公司，和外国名牌摆在了一起。不到一个星期，经理便打电话给他：
初战告捷，决定打入更多百货公司，但其他公司一听是香港货，直接拒之门外：“不是名牌，卖不出价钱。”
首先要做的是改名字。当时香港地区赌风盛行，不少朋友都劝他，将广东话发音为“金输”的“金狮”改名，“金输金输，什么都输掉了。”
一个做推销的朋友，邀他一同去澳门地区玩，要介绍当时著名的百货公司——永安、先施百货公司男装部的几个部长给他认识。旅行中，想出了新名字：“金利来”。
“我跟那几个部长根本不熟，但想办法跟他做朋友，一起玩，到澳门以后，我就请客，结果交上朋友了。”
“交上朋友，他们不问，我也不主动说，我是干什么的。一个月，两个月，大家在一起只是吃饭、聊天，不谈买卖，建立了很好的关系。”
“终于有一天，一个部长问我，曾先生你是干什么的？往你家里打电话，说你去推销了，你推销什么啊？”
通过做出好领带、经营好关系，打开百货公司的大门后，他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造牌计划：学习外国人的办法打广告，但又不同于外国人的办法，而是要打出鼓舞中国人精气神的广告。
只要有一分宽裕的钱，他就多打一分的广告，并且紧密结合中国的发展、民族的进步来打广告，既给自己打广告，也张扬中国人的志气。
中国乒乓球队开始风靡世界，于是独家赞助了中国乒乓球队香港表演赛的电视转播，并且打出了一句很快响遍神州，也成为一个时代印迹的著名广告语：
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在电视转播节目中大做广告；1972年的香港小姐选举，也被“男人的世界”承包……
一轮轮强势猛攻下，质量放心可靠、品牌也足够响亮的“金利来”领带，迅速走红，生意滔滔不绝。香港地区，迅速成了金利来领带的世界。
1973年，香港遭遇经济萧条的冲击，百货公司纷纷限额购货，很多以百货公司为渠道的工厂或公司受此牵连，经营不济，甚至关门破产。
找到百货公司：“你借个领带架子给我，借个台子给我，我自己供货，自己找人来卖。卖好了，我七你三，卖不好，我兜底。”
老板们觉得这种不拿本钱备货，不出人力，还能保证一定效益的方法十分可行。就一个公司、一个柜台的攻城掠地。
不久之后，发明的这样的解决方法，成了很多公司采取的经营销售的方式之一并沿用至今。这个方式的名字今天被称为：专柜模式。
做生意，首先靠脑子，看到什么，就要思考，这个事情和自己的生意有没关系？如果有，怎么把它用起来；其次，要靠行动，决定了以后，要及时而且果断把想法付诸于行动。
“我天天都在想、在总结，我今天做了什么事？起了什么效果？有什么错处？为何会错？怎样才能做到更好呢？而今天的问题解决了，明天又会有新的问题，所以我说企业家的脑子，是不能停的。想偷懒是不会有结果的。”
至20世纪80年代初，金利来已由单一的领带迅速扩展至皮具、男士配饰，并将业务拓展到中国内地及东南亚。
1985年，开始到内地投资开厂，创立了改革开放后首家专营领带生产的中外合资企业。1992年6月，金利来在香港上市。
说，被党的政策改变命运的他离开内地时，就曾回头望着海关楼上的五星红旗暗地发誓：“一定要努力创造财富，将来有机会，在不同社会环境里，用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祖国。”
虽然资金并不宽裕，他依然慷慨给母校东山中学，捐赠了大量教育设备设施，以及崭新的教学楼，还送给当地政府两部汽车。
乡亲们依然极其落后与贫穷的景象，深深刺痛了的心。回到香港后，他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：无论多发达，都要坚持省吃俭用，节约出每一分钱，每年为家乡解决一些难题。
1992年，捐资1亿港元设立教育基金；2003年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，捐资1亿港元设立载人航天基金；2008年捐资1亿港元成立“体育基金”……
2012年、2016年夏季奥运会结束后，两度追加1亿港元捐给体育基金，最终单是为体育基金就捐资3亿港元；
2018年11月，即便家族生意早已不同往昔，家乡梅州市梅县宪梓中学成立25周年之际，他又再捐赠2000万港元……
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，捐资支持国家教育、航天、体育、科技、医疗与社会公益事业，历年捐资逾1400项次，累计金额超过12亿港元。
与之对应的是，他长期每天生活开支不超过30元的抠门和节俭，后来物价上涨实在太厉害，才上调改成50元。
“去了香港几十年，我还没有到过夜总会，还没有到过舞厅，还没有到过卡拉OK。我不喝酒、不赌博、不抽烟，没有这些嗜好。我只有艰苦努力地创造财富，因为我要回报祖国，我的终生理想就是要报效祖国。”
他先后担任香港事务顾问、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、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、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职务，为香港回归和回归后的发展赤诚奉献。
他还做了10年广东省政协委员、7年广东省政协常委，后来又是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，也是香港回归后多年唯一一位全国人大常委。
此外，还身兼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副主席、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副会长、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、香港客属总会荣誉主席、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、北京师范大学名誉教授、中国人民大学名誉副董事长等职。
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，不再是企业家，而是一面爱国爱港的旗帜，一位伟大的爱国者。
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二天，刚刚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特区政府最高荣誉：
授勋当天，他组织了一个1000多人的宴会。他在会场挂着五星红旗，特意让人准备了一张唱片，整个晚上一直播放歌唱的歌。
说，只有中国，才能够有这个力量，团结中国人，建设富强的国家。他到哪里都这样讲，到哪里都把歌唱。
在很多私人的场合，比如生日聚会，成百上千位亲朋好友欢聚一堂，他也都会清唱，或者邀请大家一起合唱这首歌。
“我唱歌唱到加拿大，唱到欧洲，《没有就没有新中国》。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。因为我是一个栽培成长的穷苦人。”
即便到80岁高龄，出席重要场合的，也经常是胸前鲜红的领带，绣着金色的国徽。
2019年9月20日下午，在家乡广东梅州逝世，以叶落归根为自己85岁的人生画上了句号。
在梅县区扶大所里村祖屋的告别仪式上，的小儿子，也是金利来事业的接班人曾智明，哽咽着清唱了《没有就没有新中国》，送别父亲。他说：
“这首歌是父亲教我们唱的。父亲从小教导我们爱党、爱国、爱家乡，他自己每年都给自己定一个目标，要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。我们一定会按照他的遗愿不断延续下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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